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


摘要: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之后,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但是符合《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的除外。







规则阐述





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伤害,应当向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原则上无权再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但对于职业病病人及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赔偿外,还可以请求用人单位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该侵权责任赔偿的范围以补足劳动者的实际损失为限,采取补充赔偿的模式,即劳动者无权主张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基金已经赔偿的部分。






员工承担保密义务系法定义务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大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却造成工伤事故频发,工伤事故损失救济制度因此逐渐从以过失责任为基础的侵权行为法,到劳工伤害补偿制度再发展到工伤事故社会保险,这也是从民法到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历程。工伤保险制度,是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在法定的情形下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或因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导致劳动者暂时或长期丧失劳动能时,对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提供医疗救治、职业康复、经济补偿等必要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在工伤保险制度的设计下,涉及以下几方主体和法律关系,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劳动者遭受工伤事故时,存在两条救济路径,即基于侵权责任法向雇主请求人身损害赔偿,以及基于工伤保险制度向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请求工伤保险赔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劳动者请求权的基础以及请求权的选择,也成为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国家必然面临的问题。国外立法例提供了四种模式:

一是选择模式(非真正竞合模式),即劳动者只能在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择一形式,两种请求权互相排查,不得同时主张。因相对于《民法典》第587条规定的请求权竞合,工伤保险赔偿的义务主体可能为工伤保险基金,而不是同一主体,故称为非真正竞合模式。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曾一度采此制度,现已废止。不过至今美国一些州仍然保留这种立法模式。

二是替代模式(非竞合模式),即以工伤保险赔偿完全取代普通侵权损害赔偿。该模式具体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部分替代模式,系指如果工伤系由雇主或由受雇于同一企业的其他受雇人在执行职务所致,职工仅能请求工伤保险给付,而不得向雇主以及受雇于同一企业的其他受雇人依据侵权行为法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工伤系由第三人所致,职工不仅可以请求工伤保险给付,还可以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采用此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法国、瑞士、南非、挪威等国,其中以德国最为典型。另一种是完全替代模式,即无论工伤是因雇主、受雇于同一企业的其他受雇人还是第三人所致,职工都不得主张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而只能请求工伤保险给付。工伤保险机构对雇主、受雇于同一企业的其他受雇人无求偿权,但是对第三人可以依据侵权行为法行使代位求偿权。目前已经基本上没有国家或地区采用这种模式。

三是兼得模式,即发生工伤事故时,允许雇员同时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从而获得双份利益。目前采取此种模式的国家是英国,如英国1948年的《国民保险法》规定,雇员可以获得侵权赔偿损害外,还可申请五年内伤害及采集给付的50%。

四是补充模式,即雇员可以同时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及人身损害赔偿,但其取得的赔偿金或保险金总额,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日本、智利和北欧等国采此模式。


以用人单位仅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为原则

我国的普通民事法律对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的关系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有在其他的特定领域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失效)第28条的规定,实行交通事故民事侵权赔偿在先,工伤保险作补充的救济原则。2001年颁布的《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颁布的《安全生产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出台,考虑到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问题,并未对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情形作出规定。200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修订)中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伤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0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3条保留了这一规定。从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在雇主加害且不存在第三人侵权介入的场合,劳动者只能要求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即替代模式。也就是说,劳动者不再享有选择权,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完全替代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用人单位也仅以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为限,劳动者不得要求用人单位再行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或者基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实际损失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的差额。该种模式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伤保险赔偿制度是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中分离出来,工伤保险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弥补原有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取代工伤赔偿领域的侵权损害赔偿的适用,如仍采选择模式或者兼得模式,不符合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

第二,该种模式符合公平原则,兼得模式虽对受害人有利,但就存在不同用人单位的雇员因用人单位的不同而受到的救济不同的情况。对雇主而言,则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仍需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实际承担了“双重责任”。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教授所言,“被害人就同一损害获得双份赔偿,对其个人而言,属锦上添花,对社会资源及保险基金而言,则属浪费”。

第三,在补充模式下,受害人对于权利的救济需要提起两次救济程序,维权成本高,也浪费司法资源,效率低下。且由于侵权之诉需要雇主的过错、侵权行为及损失的存在、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进行举证,该种补充救济模式发挥的作用有限。受害人是否得到实际保障,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工伤保险给付水平来解决。

第四,在兼得模式及补充模式下,雇主是否缴纳社会保险不能免除或者完全免除自身责任,会出现雇主用脚投票,不再参与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制度回归至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即面临着劳动者的受偿程度完全与每个用人单位的偿债能力相关,该种情形下,劳动者无法得到完全的赔偿,用人单位也不能分散经营风险,国家也无法通过调整工伤保险费率、工伤保险待遇水平、工伤认定范围等方式来平衡保护双方利益,维护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工伤保险制度形同虚设。


特殊情况下“先工伤、后民事”的补充模式

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涉及了职业病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直至2018年第四次修正,仍保留相关规定,即该法第58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安全生产法》也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关系做出规定。2014年修正后,该法第53条仍保留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对于上述规定的理解,因《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最近一次修正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之后,无论是从法律位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还是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来看,司法实践中多认为《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属于特定领域的法,在这两个领域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的规定采用补充模式,用人单位在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之后,即如还有损失的,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但用人单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仅应限于劳动者因职业病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受到伤害这两种情形,对其他领域,还应当采取替代模式。如例案中的劳动者均属于职业病患者,法院均允许劳动者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

根据上述规定,在职业病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受伤害的职工,应采取“先工伤、后民事”的赔偿模式,在获得工伤保险补偿后,可以就未获得补偿的部分再向所属用人单位提出赔偿主张。侵权责任赔偿的范围以补足劳动者的实际损失为限,也就是采取补充赔偿的模式。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基于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已经赔偿的部分,劳动者不得再向用人单位主张。如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劳动者已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本质上相同,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若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高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数额,则不再支持劳动者相应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请求。如例案一、三中,法院均认为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与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性质相同,最终根据损失填平原则计算出劳动者应得的残疾赔偿金差额。一些地方司法实践则是支持项目扣减,不主张数额补差,认为在当事人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规定提起的民事诉讼所应获得的赔偿范围,主要应指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地区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允许劳动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依据上述规定一并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法院就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赔偿及人身损害赔偿请求一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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